国产疫苗又出事了，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。这次出事的是几十万只百白破疫苗，这是一种针对百日咳、白喉和破伤风的三联疫苗，主要的接种人群是刚刚出生三个月到半年的小婴儿。 在家长们欲哭无泪、急着核对自家孩子有没有接种涉事疫苗的同时，不少人将“打进口疫苗”提上了日程。打进口疫苗并不是新鲜事。人们有很多理由想打进口疫苗：或许是对国产疫苗的不信任，或许只是单纯地想用比较贵的疫苗，或许只是因为想打的新型疫苗没有国产品种。然而，进口疫苗并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。 进口疫苗入华，寸步难行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市场，每年批签发疫苗5~10亿支，国内疫苗产值保持在150亿元左右。作为最具有潜力的新兴市场，不少外资疫苗企业也对中国跃跃欲试。然而，想要进入中国市场，并非易事。 中国拥有据说是“全世界最严格”的疫苗监督体系，对进口疫苗的审批则更是把关严密。根据中国现行的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，进口疫苗被批准国内上市之前，必须开展临床试验，除了临床试验外，还要经过1至5年不等的评审时间，才能颁发《进口药品注册证》。这些审批流程的时间成本巨大，而且中国对进口疫苗的评审标准，有时候高到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。 以宫颈癌疫苗为例。它于2006年在美国上市，此后迅速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（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）被批准使用，然而，大陆地区却拖了整整十年，才同意让宫颈癌疫苗入华。再后来，中国才加速了宫颈癌疫苗4价和9价的引进。 为什么拖了那么久？ 虽然宫颈癌疫苗能够预防 HPV（人乳头瘤病毒）感染、而且 HPV 感染早被证实可以导致宫颈癌，但是中国食药监（CFDA）却坚持认为，这两个事实无法推导出“宫颈癌疫苗可以降低宫颈癌发病率”的结论。它必须花上更长的时间，收集到宫颈癌疫苗能够直接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数据才行。这种与全球其他国家地区格格不入的标准，让许多女性错过了打疫苗的最佳时机。 此外，即使进口疫苗拿到了上述的注册许可，也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，因为进口许可证需要五年续期一次，一不小心，就会前功尽弃。2015年4月，辉瑞宣布停止供应沛儿7价肺炎疫苗，因为它的进口许可证过期，而续期申请被 CFDA 拒绝了。然而，当时更先进的沛儿13价还在缓慢地审批中，沛儿7价是国内唯一的一种肺炎疫苗，断了就没有替代品了。 CFDA 并没有透露为什么拒绝了辉瑞的续期申请，《财经》杂志援引的分析则认为，这可能是想为国内的肺炎疫苗研发争取时间。CFDA 想不惜代价保护国内疫苗企业，而我们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能成为那个代价。那次事件造成了全国性的、持续三年的肺炎疫苗断档：不少孩子已经打过一针、两针，最后家长被告知疫苗已经断货，原本制定好的后续打针计划，就只能这样胎死腹中。 另外，进口疫苗不仅要拿到药品注册许可，还要符合《中国药典》的要求。《药典》每隔五年就修订一次，假如不符合新版药典的要求，那么即使疫苗已经通过其他所有审批、在中国安全销售了很久，也必须下架。 2010年10月，新版的药典对疫苗中的抗生素残留量和 Vero 细胞 DNA 残留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不少进口疫苗只能打包袱滚回家。每年进口疫苗批签发的数量占所有疫苗的不到 10%，2011年，受新版药典影响，进口疫苗的数量狂跌到了 4%。 国产和进口疫苗，谁更好？ 疫苗是守护健康和生命的重要工具，采用最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无可厚非。然而，CFDA 屡屡推出的特立独行的标准，是不是就更加科学、更加严谨呢？不少人因为新版药典事件而认定进口疫苗其实还不如国产疫苗，这是对的吗？恐怕不是。 中国从来就不是疫苗发达国家，我们的防疫水平也还处在初级阶段。目前只对甲类和乙类传染性疾病中的大多数有比较稳定的控制，对丙类传染性疾病的控制能力还很低。当然，能够控制住甲类乙类已经是不错的进步，但我们要清醒一点，离发达水平还有不少距离。 虽然中国拥有38家疫苗生产企业，数量全球第一，但是质量却不乐观，甚至远远落后于印度的疫苗企业。国内的疫苗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，名牌产品极少，市场竞争力很低。而国产疫苗总体在稳定性、产能及关键技术上，与进口疫苗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。 近日，网上流传一篇名为《“迷信”进口疫苗毫无必要》的文章，文中写道，中国已建立覆盖疫苗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，并于2011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国家监管体系评估。这是真的，但很可惜的是，这不代表中国的疫苗制作已经步入国际先进行列。 想要理解中国疫苗与世界水平的差距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UNICEF）一年一度的疫苗爆买活动。联合国儿基会是疫苗国际公共市场的主要采购方，每年都会出面代表数十个贫穷国家进行疫苗的大批采购。为了压缩预算，有 40% 的疫苗、折合下来大约是12亿支都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厂家那里买。而印度基本包揽了这些订单。 为什么不买中国产的疫苗？因为要保证疫苗的质量。只有通过了 WHO 预认证的疫苗，才有资格参加联合国机构的采购。想要让疫苗通过这个 WHO 预认证，首先，生产该疫苗的国家必须先通过世卫组织的国家监管体系评估。 换句话说，世卫的那个国家监管体系评估只是一个最基本的、如同门槛般的标准。从1999年起，中国就开始申请这个评估了，不及格了两次，一直到2011年，才成为第36个通过这个评估的国家。要知道，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全球只有48个国家生产疫苗，而且其中只有27个国家是常规生产大量疫苗的。 早在2006年，印度就已经有7个品种的疫苗通过了 WHO 预认证，得到了走上国际舞台的机会；而中国直到2013年，才第一次有疫苗（成都所的乙脑疫苗）通过 WHO 预认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国家生产的大部分疫苗，连出口去援助最贫穷国家的资格都没有。目前中国总共有4个疫苗品种通过预认证，而印度已经有40多个了。 上一段提到的 CFDA 对进口疫苗的苛刻要求，与其说是为人民健康着想，不如说是对国产疫苗的“护短”式保护政策。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国产疫苗是价格最低廉、最容易获得的预防工具了，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挥了重要的贡献。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规程生产，国产疫苗确实是有保障的，毕竟它们也都需要通过 CFDA 审批和各项质量检验。但有多少国产疫苗能够恪守规程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 有钱，你也买不到进口疫苗 少量进口疫苗进入了中国市场，但是，人们依然很难随心所欲地给自己或者孩子打上进口疫苗。 中国的疫苗可以分成两种，包括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。 一类疫苗就是免费向人们提供的计划疫苗，主要由国家定点计划生产，统一定价，再集中招标采购，按计划进行接种。这次出事的百白破疫苗，就是一类疫苗。目前，身为国企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基本垄断了一类疫苗，占据了全国 95% 的份额。 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，在不少地区，如果儿童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接种，入托、入学都会有麻烦。孩子能不能顺利上学是家长们最大的牵挂，因此，一类疫苗的推广势头非常好，根据2004年江苏某市的调查，市镇内学校的预防接种持证率基本上都达到了 97% 以上。正因如此，一类疫苗基本找不到进口品种。 二类疫苗是指一切自费疫苗，其中既有国产疫苗，也有进口疫苗，人们的选择余地大了些。不过，进口疫苗一针就要几百元的价格实在有点昂贵，绝大部分人难以承担。 在这里，我们要多提一句：国产的减毒疫苗，其实是毒力较弱的活病毒株。如果出事的是这种活病毒疫苗，那后果可能不就不仅仅是“疫苗无效”了，可能还会有活病毒感染孩子的危险。 进口疫苗贵有很多原因 首先，国内的疫苗企业普遍规模小、靠仿制起家，而且生产的疫苗大多数是单价疫苗、减毒疫苗，成本较为低廉；而进入中国的外资疫苗企业，都是全球排名前几的大公司，它们销售的疫苗，不少是自己研发的，而且以更先进的联合、灭活、结合疫苗为主。 同时，二类疫苗的身份也是进口疫苗贵的原因。2005年，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规定，赋予了二类疫苗自主定价权，并允许疫苗厂家直接向接种单位、疾控中心、疫苗批发商销售疫苗。 这对疫苗企业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；同时对于接种的单位来说，它们也有油水可以赚。虽然疾控机构是国家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机构，但是各地都允许它们加价出售二类疫苗，借此合法盈利。以云南为例，县级及以下接种单位直接购入二类疫苗后，可以加价 35% 售出。也就是说，疫苗企业可以自由定价，而接种单位也可以合法赚钱，可以说是双赢了。 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，对于掌握采购大权的接种单位来说，疫苗越贵，它们就越有利可图。企业更是乐于抬高价钱，由此，形成了二类疫苗竞争激烈、而且价格昂贵的状况。不过，虽然进口疫苗昂贵，但人们对它的热情始终不减，常常还出现进口疫苗断货、有价无市的情形。 早在2016年底，浙江省就出现了“五联疫苗”缺货的问题。这种五联疫苗由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出品，四针可以预防五种疾病，即使总价需要2400元，想要为孩子接种的家长还是络绎不绝。一年多过去了，短缺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还越发严重，蔓延至江苏、山东、广东甚至北京等多地。 从五联疫苗到宫颈癌疫苗，进口疫苗的缺货并不罕见，然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显然，想要打进口疫苗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是越来越多，然而疫苗生产周期长，产能一时半会是提不上来的；另外，即使疫苗生产好了、运输到了中国，之后从检验到审核，可能也需要磨蹭上3-6个月的时间。假如目前承担疫苗批签发的机构愿意将权力下发至各省，建立多个检验中心，疫苗的批签发速度或许会变快很多。 为了进口疫苗而努力 虽然想要打进口疫苗很难，但依然有人靠着惊人的行动力和决心，摸索出特别的解决方法。最直接的，就是飞到香港澳门出境打。 在大陆还没有批准宫颈癌疫苗的时候，便已经有不少女性选择了这个方法，这甚至还发展成了某些旅游线路的招牌项目。尽管大陆后来批准了宫颈癌疫苗，但赴港的热情依然不变：目前，大陆的宫颈癌疫苗主要是2价、4价的，只有少部分地区像香港那样供应9价疫苗。这些2价、4价是指疫苗能够预防多少种株型的病毒，一般来说，“价”越高，效果更好。 赴港打疫苗的人群除了年轻女性，还有亲子家庭。尽管路途奔波，而且无法像香港儿童那样享受免费疫苗和额外的补贴，但带着孩子赴港的家长也有增无减。根据香港卫生署的数据，非本地儿童（主要是大陆儿童）来港注射疫苗的数量，人数每年递增，2010年全年只有1356人，之后的五年里增幅接近三倍。不过，赴港打进口疫苗毕竟只是缓宜之计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小小的香港也不可能满足大陆居民庞大的疫苗需求。 今年五月起，香港的宫颈癌疫苗也出现了短缺的现象，大陆居民想去接种疫苗，要额外付出的，就不仅仅是机票酒店的费用了。以香港仁和医院为例，假如大陆居民只想去那里接种疫苗，那么恕不接待；想要接种宫颈癌疫苗，只能搭配上5.89万港币的基因检测项目，这还不算三针疫苗5500港币的价格。 2016年山东的“黑心疫苗”时间曝光后，短短数月内，到香港打疫苗的孩子数量便增加到2083人，为了保障本地儿童的疫苗供应，卫生署不得不紧急实行配额制，限定每月接受疫苗的外来儿童的数量，每家母婴健康院，每月只能给2~7位外来小朋友接种疫苗。 出境打疫苗不仅麻烦，而且渠道正在缩窄。因此，有人不惜铤而走险，踏上了走私疫苗的道路。2018年1月5日，上海美华门诊的法定代表人、华人医生郭桥，因为销售了1.3万支未经批准的进口疫苗站上了法庭的被告席。2015年到2016年，在沛儿7价断货、沛儿13价还未批准上市的时期，郭桥擅自找到了新加坡的供应商、购买疫苗提供给前来求医的家长。在法庭上，尽管他自辩在运送疫苗的过程中保证了冷链的完整、接种的儿童中没有出现一例不良反应，并且有家长求情，但依然以“销售假药”的罪名，被判刑7年。 有人质疑郭桥通过进口肺炎疫苗牟取暴利，也有人同情他罪不至此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，谁该为整整三年的肺炎疫苗断供负责呢？
(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——中国调查记者都去哪了？ @ 新浪专栏)[http://tech.sina.com.cn/csj/2018-07-23/doc-ihftenhz2197657.shtml]
过去两天，焦虑席卷全国，除了制药公司的资本大鳄之外，还有两个人物被意外牵出，他们就是著名记者王克勤，以及他在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的顶头上司包月阳。
2010年3月17日，时任《中国经济时报》首席记者的王克勤，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报道。两个月后，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，调去仅有20余人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。第二年七月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调查部被解散，王克勤被迫离职。
已经是明星记者的王克勤，找新工作并不难，他在2011年9月加盟了《经济观察报》，任总编辑助理。但新工作并没有干多久，在2012年10月，《经济观察报》调查新闻部也遭到了解散，王克勤不久后便再次离开。
2018年7月22日，包月阳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：“有时候，时间能改变一切。有时候，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。”在这焦虑和愤怒的一天内，57159个转发，7401条评论，65416个点赞。
不过，这些当年冲在报道第一线的人物，得到关注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相信不久后，他们的消息就会被淹没在综艺八卦和明星绯闻里。人们只会在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，才会问：“那些为我们抱薪取暖的人，他们都去哪儿了？”
王克勤和包月阳的遭遇，只是中国深度调查行业的一个缩影。这个曾经坚硬和骄傲的行业，凋零地无比迅速。根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估计，现在仍在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，不过数十人。
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，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，文章包含四部分：
1． 曾经辉煌的过往
2． 日益衰落的纸媒
3． 凋零离去的记者
4． 深度报道的未来下面进入正文部分。
1. 曾经辉煌的过往
朱镕基的“五不”很出名：不题词、不受礼、不吃请、不剪彩、不批条子。但他给《焦点访谈》破过例，在1998年视察中央电视台时，用签字笔给节目组留下了“舆论监督，群众喉舌，政府镜鉴，改革尖兵”的十六个字勉励。
曾有部长忐忑地对敬一丹说：“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，因为怕耽误了看《焦点访谈》。总理常在会上问：‘你们看昨晚的《焦点访谈》了吗？’答不上来怎么办？我如果有事看不成，就让秘书看，让家人看，再告诉我。”
那会儿权威单位都怕记者，而且特别怕《南方周末》。在南周的旗下，余刘文扳倒了背景深厚的昆明恶霸；赵世龙在洗脚城卧底三天揭发了湖南高考舞弊案；孙保罗揪出了贵州官场一串串庸官，等等等等……
那是纸媒的辉煌时刻，江艺平时代的《南方周末》广告收入过亿，好的记者月收入过万，要知道2000年全国城镇员工平均工资才780元。曾经有记者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南周的工资：“钱发下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，下个月又发了。放在家里，一摞一摞的。”
在崇高的荣誉感和高薪的激励之下，一大批深度报道记者活跃于神州大地。急速崛起的中国经济，带来了诸多光芒四射的成就，也催生了许多暗黑莫测的罅隙，这给深度调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，而媒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，也鼓励记者做深度报道。
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教科书式的深度调查案例，而那些诸如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、“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”等文字，时至今日都让人热血沸腾。当年洛阳纸贵、一报难求的盛况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雪球创始人方三文，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加入了《南方周末》，他后来说“当时我觉得，《南方周末》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，最好的媒体，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。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为当时能进《南方周末》感到幸运和自豪。”
《南方周末》前著名记者，如今腾讯的副总裁陈菊红后来写过一篇《离开》，她说：“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，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。”
2. 日益衰落的纸媒
2010年之后，在各类新媒体冲击下，纸媒开始急速衰落，2012年8月微信公众号横空出世，传统报纸和杂志的收入利润更是江河日下，总印张2011年顶峰时的2272亿张，急速下跌到2016年的1267亿张。
报纸出版行业收入的停滞，伴随而来的是广告主的离场，报纸+期刊能够拿到的广告投放费用日益减少。在2016年，这种广告投放的同比下滑比率居然超过了40%，纸媒经营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而与此相对比的是，网络和移动广告投放正在井喷，其中网络广告从几百亿的规模，迅速做到了2017年的近4000亿；而移动广告也从无到有，2017年规模发展为2649亿。
著名记者王志安曾经说过：“在中国，记者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太低，几乎没什么成长性，30岁不进入管理层或者转行，就是失败的代名词。但调查记者对知识，经验有很高的要求。不用感慨，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，人会排着队回来。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。”
但显然，急速衰落的传统媒体，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阔绰，调查记者们的大批离开，是必然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不是大批优秀记者离开的唯一原因。
3. 凋零离去的记者
世界杯期间，中国仅有几万名注册足球运动员的真相刺痛国人，但调查记者的数量，比足球运动员还要稀缺的多。
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《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》，直言“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，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”。
而到了2017年，当年尚能找到334名调查记者的张志安，在撰写《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》时，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。六年时间，调查记者的人数又几乎腰斩。
河南《大河报》的一位调查记者曾说过：“2000年的时候，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、六七千，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，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；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~2万了、多的3~4万，现在记者的人均工资才四五千”。
曾经调查记者是天之骄子，如今他们的工资，只抽得起娇子。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理想已死，我先撤了，兄弟们珍重！”
记者身处时代前沿，他们极其敏锐的察觉到行业兴衰的转折，当互联网无可阻挡的崛起时，不少记者便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。
报道过鸡西矿难、焦作录像厅失火等重大事件的李玉霄，在2006年投入腾讯的怀抱；打造了《卧底番禺传销》、《揭开传销绝对秘密》等传销系列的傅剑锋，也在2011年告别记者生涯，成为腾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。南周头版编辑方三文头也不回的去了网易，随后创办了互联网投资社区雪球。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一代稿神郎朗，能用稿费在广州买房的男人，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《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——我为什么要离开》，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纸媒“为了人生不留遗憾，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，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。”
马云说员工离开，要么钱没给够，要么心委屈了。记者们主要可能还是心委屈了。
被誉为“中国揭黑第一人”的王克勤，当年打扮成农民，把笔记本和相机藏在麻袋里，嘴里叼着烟，开着拖拉机，突破封锁报道了定州征地血案，其中曲折艰辛闻者落泪。但当他站上央视的领奖台时，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无可取代的。
不过这种荣誉感并不能当饭吃。这个硬的像刀一样的汉子，四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报社劝退，长期只能拿底薪，出门调查大多坐公交，更是曾被人打电话威胁要来“接”他老婆孩子，一家人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了好几天。
所以，这个曾经号称要把调查记者做到80岁的人，后来去做了公益，帮助他调查过的尘肺病人。
2003年连续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情况后，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峰、总编程益中因涉嫌受贿被带走，差点被办成铁案的他们被放出来后，渐渐淡出了纸媒。喻华峰创立了本来生活网，程益中加盟了乐视体育香港公司。
名单上还有很多人，比如：孙保罗、郭国松、朱德付、余刘文、谭庭浩、赵世龙、简光洲、付振中、陈峰、邓飞、龙志、刘建峰、朱文娜、景剑锋、傅桦、仇子明、乐倩、杨琼文、卢广……
他们具体的遭遇，这里就不做细述了，原因想必不难明白。
而那些受惠于调查揭黑的网民，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调查记者一边，反而在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和妖魔化媒体的风潮中，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。在转发包月阳微博的那57159个人中，又有多少个没跟风骂过记者呢？
因此，对于大部分艰难挣扎的调查记者而言，他们的左耳，可能响着周华健的那句歌：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；而他们的右耳，则可能是李诞的那句话：人间不值得。
4. 深度报道的未来
1894年，美国GDP超越英国，成为世界第一，随之而来的不是民主、文明和健康，而是腐败、剥削和污染。贫富差距拉大，底层人民焦虑，社会心态浮躁，环境污染严重，食品卫生糟糕……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触将这一切记录在了他的名著《镀金时代》里。
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，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”的美国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（muckraker），也称黑幕揭发运动。
1905年，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·辛克莱（Upton Sinclair Jr.）以打工的名义，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七个礼拜，目睹了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的疯狂恶心景象，将其写进《屠场》一书中，引爆了美国人的舆论。
据说，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读《屠场》时正在吃早餐，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时，大喊一声“我中毒了！”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，后来再也不敢吃肉，变成素食主义者。
《屠场》一书，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了《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》与《肉类检查法》，美国食品和药品从此慢慢安全起来。
怀着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目的，美国调查记者们再接再厉，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社会各界丑闻的文章，从市政腐败到经济垄断，从药品掺假到雇佣童工。在调查记者看来这个看似发展迅速的社会，道德的血液明显跟不上肌体的成长，社会实际上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黑暗。
揭露假丑恶的扒粪运动有没有摧毁美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？没有。这些揭短反而使美国社会上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，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都是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。
扒粪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，调查性报告成为美国的新闻传统。水门事件、越战等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，都有调查报告在背后左右的身影。普利策奖更是成为全球新闻人的诺贝尔奖。
心系天下的不只是美国调查记者，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少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情怀，也不缺少心怀新闻理想的青年记者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支持。
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，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，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。对他们好点儿，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，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。
谨以此文，致敬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，无论你们现在在哪里。
参考资料：
[1]． 告别“黄金时代” ，陈敏
[2]． 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，张志安
[3]． 王克勤：一个捍卫人道的专业记者，他山石
[4]． 镀金时代的扒粪运动，周斌，国家人文历史